强力工具、路径依赖与独立思考[10.6更新]

现在越接受专业的经济学训练，尤其是很多工具性的训练（特别是数学工具），导致了强烈的思维上的路径依赖。这样的结果就是，看问题、分析问题越来越片面，角度越来越单一，难以从全局的高度去统筹考虑。

不得不说，数学学好了，会觉得这个工具实在是太强大了。像金融资产定价理论中著名的“马科维茨边界”从数学上看仅仅是个二阶距，还有拉姆齐使用动态规划解释存款和税收（参见：[cref %e4%b8%ad%e5%9b%bd%e7%9a%84%e7%bb%8f%e6%b5%8e%e3%80%81%e7%bb%8f%e6%b5%8e%e5%ad%a6%e5%92%8c%e7%bb%8f%e6%b5%8e%e5%ad%a6%e5%ae%b6]），很多很多简单的数学应用都对经济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样一来，强力的工具容易让我们忘记了经济学本源的思考。这就是非常麻烦的事儿。

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思维的片面性。自从读完了拉丰的《激励理论》之后，一说到一个问题，我条件反射的就会先去检验激励是不是出问题了。比如现在大学生教育体制，我考虑问题的角度都是怎么去激励学生，此时背后默认的假设就是学生都是好学的，只是制度有了问题。这样一来，无疑把这个问题片面化了，毕竟人和人的差异还是蛮大的，并不是每个人都以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为终身目标。我讨厌分数评价这个体制，每每看到那些一心上自习、只是为了从90提高到99分的孩子，都会感到悲哀，觉得他们忽略了人生太 多的美好。但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我也不能强求每个人都在课余时间去扩充知识面，去体味社会的美好。我喜欢那些涉猎广泛的人，觉得把自己囚禁在某一学科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参见：[cref %e5%b0%8f%e8%ae%ae%e8%b7%a8%e5%ad%a6%e7%a7%91%e6%95%99%e8%82%b2]），但是忽略了他们在其中体味到的我们旁观者难以感知的乐趣。

数学工具和成熟的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强大，让我们在反复的训练之中固化了那些假设。比如经济学里对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我觉得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去接受心理学对于人类行为的一些解释，毕竟这样子触一发而动全身。但是更严重的是，数理训练永远比经济学思维训练来的容易得多，至少我是这么感触的。而且数理方法是个捷径——从功利的发表论文来看。所以，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学者前赴后继的去追寻数理上的东西，计量模型越来越复杂，数学推导越来越抽象高深，用一己之力筑起了 “业余爱好者”和"专业学者"之间的高墙。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打趣而地说“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越来越差只是因为我们的假定和现实有距离”，但是大家 知道假定和现实有距离之后做的并不是研究怎么放松假定或者重新假定，而是怎么继续在这个假定上找到更形式完美的数学结果，然后掩耳盗铃的说服自己说“虽然假定和现实有差距，最后的结果可能也会偏差不远吧”。这就比较可怕了，很多由此实施的经济决策反而适得其反。

越来越多的假定固化，越来越多的路径依赖，使得我们自由思考的余地越来越小。自然科学是建立在物质世界基础上的，一切的想法都可以在实验室中得到证实或者证伪。但是社会科学，却没有这么优良的实验场，故而只能通过经验主义——即以过去来推断未来，用统计学来推断因果关系（参见拙作：[cref %e7%bb%9f%e8%ae%a1%e5%ad%a6%e5%92%8c%e8%ae%a1%e9%87%8f%e7%bb%8f%e6%b5%8e%e5%ad%a6%e7%9a%84%e7%a5%9e%e5%a5%87%ef%bc%9f] ）。这不是经济学家的无知，而是无奈。

我们现在学习的主流经济学有着完美的，或者说成熟的数学分析工具，但是他的思考本源无疑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上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将市场描述成一个完美 的、神奇的自动运转机器，就算放松假定提出“垄断”等市场结构，也是不够的。我只是在想，一年又一年的接收着这样的训练，怎么能够保持我们大脑中对于经济 学本源的思考，怎么能够跳出路径依赖和思维固化的框框，站在更高的高度上，一览众山小？今天晚上去上课，零零散散的教室里面只来了十几个人，却是难得的和老师交流的好时机。余东华老师在我看来是一个思维比较开阔的老师，跟他说这个问题，他也只是在一再的感慨“确实能把国外的经济学应用并创新的人很少”，却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怎么在学习主流经济学的时候保持应有的独立思考。

我很迷惑，学的数学越多，感到经济学技术层面的学习越容易，越迷惑。一步步看自己的manuscripts， 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思维的拘束，缺乏高度、难以顾全大局。一边是知道数学对于经济学成长的重要性，所以格外奋进的学习数学；一边是越来越囚禁在分析工具里 面，跳不出来思维的陷阱和框框。这对于经济学这种高度依赖对于经济社会感悟力的社会科学，实在是非常的麻烦的。数理技术的应用符合了现在学术发展的潮流， 所以备受追捧，或者说是生存必须。但是我却不希望在这样的潮流中，丢失了自己的思考。“赶热潮的人，那多得很。甘心坐冷板凳的人，却不多。[cref %e6%88%91%e4%b8%8d%e7%9f%a5%e9%81%93%e2%80%a6%e2%80%a6]”季羡林先生的话一再的回映在我的脑海里面，深刻的警醒着我。但是，虽有这般意识，却不知道如何静下心来，如何沉淀下来。

也许这就是年轻的弊端。思维太简单、易浮躁。但是，时不我待，如何才能平衡？
也许，路漫漫其修远兮，唯有上下而求索。

[Update:2009.10.6] 延伸阅读：《工具化对经济学有利还是有弊？》，来自聂辉华的博客。

今天第一次去参加由哈佛经济学系、商学院和法学院联合组织的“法、经济学与组织”午餐workshop。哈特教授之前特意叮嘱协调人将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加入邮件清单。今天报告论文的是哈佛经济系的博士研究生，题目是“西非的国家、法律和产权”。

时下的经济学越来越不像是“文科”了。从学科基础来看，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大量引入。从研究论文来看，一篇“面面俱到”的论文需要使用各种绘图软件、数值模拟软件、计量软件和排版软件。有了这些要求，理科生很可能比文科生更能适应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尽管学科综合化的趋势也在加强，但经济学和历史、政治、法律和社会学等纯文科的融合仍然必须借助各种数量分析工具，否则经济学就在这些纯文科面前失去了优势。翻一翻政治科学的论文，你会发现几乎充满了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形同经济学论文。像哈佛这种跨院系研讨会能够举办，也足以说明经济学“工具化”的厉害。耶鲁大学还有一本杂志，就叫《法、经济学与组织杂志》。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也许这是经济学研究在思想疲乏时代的次优选择。就我所熟悉的制度经济学领域而言，自1990年之后，鲜有理论上的重大进步。我的博士后导师哈特教授是契约理论和企业理论的泰斗级人物，年过花甲还坚持不懈推进理论创新。他去年和今年连续两年在QJE上发表论文，试图通过引入行为经济学来为不完全契约理论找到坚实的基础。但是他每周参加的三次研讨会，90％的论文都是经验研究。我曾和他私下交流过这个问题，真是世易时移啊。另一个领军人物、MIT的Acemoglu教授是建模高手，但是其理论框架仍然没有超越诺斯和马克思。而当各种理论高下难辨时，经验研究大行其道也是理所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十年契约理论的经验检验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对于中国经济学者来说，很多年轻人会认为这是好事。至少，工具化建立起一道屏障，阻止了大量试图凭借大众传媒作为经济学家殿堂门票的投机之徒。相对中老年学者而言，青年学者疏于经验，自然重于技巧。更何况，很多青年人对于国内文章的“思想”是相当嗤之以鼻的。当内容高下难分时，形式无疑是一种有力的信号。于是，大量形式上正确但内容上空洞的论文出现在国内一流刊物上。最近几年，《经济研究》发表的理论模型的文章可能不到发表总数的10％。如果统计发表概率，可能更低，至少我本人的理论文章没有一次顺利发表。我曾开玩笑说，以后公布发表记录时，应该注明文章类型究竟属于“经验研究”还是“理论研究”。但这样快速的形式化和“矫枉过正”的策略，会不会激起中老年学者的反感，从而阻碍了学术评价标准由“双轨制”向“单轨制”转轨呢？2005年那场风波便是明证。对青年学者而言，如何辨识“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在经济学界的施行，是一次需要大智大勇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