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视角下的历史发展

古语有云，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嗯，经济学也离不开历史啊。当然，鉴于这个中国计量经济学已经和世界不知不觉脱轨了好多年了（好吧，或许从没接上轨过），大家对于“经济史研究”的定义也自然区别蛮大的。记得若干年前有位教授嘲讽的对我们说，“数学不好的也可以读经济学Ph.D啊，去做经济史就行了，那玩意儿不需要数学”，顿时我们底下鸦雀无声。不过说实话，看国内的期刊，尤其是以《中国社会科学》为代表的社科高级期刊，我还是宁愿看看纯历史研究者写的文章（特征之一是处处注释、注释往往长于正文），也不愿过多的看所谓的“经济学方法研究历史”的文章，实在是味同嚼蜡啊。

相比而言，国外的学者研究经济史的思路我更欣赏，尤其是在经济视角下去看待历史发展的一系列文章。今天收到新一期的AER目录，发现Nathan的那篇Slave Trade已经发出来了，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 (with Leonard Wantchek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1, No. 7, December 2011, 3221-3252.

也便再回去读了一下(working paper版在这里)。先不管这篇文章计量方法上的争议（比如geographical distance是不是违反exclusive restriction之类的），idea还是蛮有意思的。貌似本文也是Nathan以前那篇著名的QJE的续篇：

Nunn, Nathan. 2008.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Africa’s Slave Trad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1): 139–176.

简单的说，文章关注的是横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奴隶买卖贸易对于当代非洲人之间“信任”的影响。先简单的拷贝一段当年奴隶贸易的背景：

大西洋奴隶贸易，或称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指16世纪至19世纪时期（也有人认为早至15世纪，并持续至20世纪），在环大西洋地区将非洲大陆人民作为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美洲大陆殖民地地区的一种贸易。奴隶的来源主要是非洲西部和中部，黑人被欧洲人通过贸易或袭击、绑架等手段抓获贩往美洲大陆。这是一种带有强烈殖民主义色彩的血腥黑暗的贸易，在长达约400年的黑奴贸易中，估计从非洲运到美洲的奴隶大约为1200万-3000万。

显然，这种“黑奴贸易”是和新航线的开发有着脱不开的联系的。这个暂时按下不表。

然后呢，被频繁交易的奴隶们自然会受到各种心灵扭曲的压迫，最终可能导致他们对周围人的不信任、进而影响社会制度的形成等等。然后，Afrobarometer调查中询问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的约21,822，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多信任你的亲戚朋友、邻居和当地政府”，然后回答会是“一点都不、一点点、有一些、很信任”之一。然后自然，这个东西就放在回归方程的左边了。右边主要是当地某部落或种族中在当年的黑奴贸易中掠夺为奴的人数，还有一系列的几近“标准化”的控制变量。然后在若干篇文章指出当年的“殖民政策”会对后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之后，他们也用一些变量来试图捕捉这种影响。当然，为了逃离“内生性”的纠结，他们选择了一个工具变量——某人所处种族部落离当年黑奴贸易海岸区的距离（距离决定了成本，越近可能越容易被掠夺）。他们认为对于exclusion restriction，他们多少控制了一些衡量当年的殖民政策变量、以及当年部落的饮食结构（离海岸越近可能越依赖捕鱼、进一步影响人口规模），最后还控制了一下到当年撒哈拉贸易大城市的距离……加上一堆“稳健性检验”，最终确认了他们的结论：现在非洲国家人们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是可以追溯并归罪于当年的黑奴贸易的。

如果我们假设一下“信任”是一个国家拥有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比如发达的信用体系可以减少流通环节的摩擦和交易费用），那么非洲的落后可能真的要从这个角度归罪于当年的殖民统治了。

同样有意思的还有原来的一位professor Davide Cantoni 写的一篇关于“新教主义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实证研究文章，基本就是对马克思·韦伯的观点进行了计量角度的研究：

Cantoni, D. (2010).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Testing the Weber hypothesis in the german lands. Unpublished, Universitat Pompeu Fabra

Working Paper版在这里。
也就是说，“新教主义”真的带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么？有意思的是，Davide从小长大的德国就是当年新教兴起时和“旧教”并存最“均匀”的国家，因此德国变成了观察这一现象最好的历史见证。他用1300-1900之间德国276个城市的数据，发现，新教主义其实对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唯一可能的现象是，接受新教主义的家庭/城市往往本身也是比较开发和富裕的，因此最终导致了这些城市发展比较快，而并不取决于新教是否先在这些城市兴起。很有意思的一篇实证文章，也说明了“以史为鉴”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工作我们还是可以利用数据更细细的考究的。伟大如马克思·韦伯，也只是基于自己有限的观察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有普适性啊（当然，按照这篇文章的结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