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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则关于社会网络的小故事:美第奇家族成长史和现实中的gossip girl

其实这个是毕业论文附录的一部分(我可怜的毕业论文被我拆的七零八散的发布出来了),因为要求翻译一段英文原文,正好当时有意向翻译Jackson 的social and economic network,所以就把第一章引论翻译了一下子。里面是两个很有趣的小故事,让人对社会网络一下子印象颇深。这本书的部分章节可以在普林斯顿出版社网站上下下来试读,其中第一章也可以在Jackson自己的网站上下载。话说,前阵子做[cref %e7%bb%8f%e6%b5%8e%e5%ad%a6%e5%ae%b6%e4%bb%ac%e7%9a%84%e7%a4%be%e4%bc%9a%e7%bd%91%e7%bb%9c%ef%bc%88%e5%ad%a6%e6%9c%af%e5%9c%88%ef%bc%89]的时候不禁感慨,Jackson作为一个深谙社会网络重要性的大牛,自己在社会网络中果然居于不可替代的地位。可见理论与实践多么的和谐一致(说到这里,我不禁联想起谢益辉童鞋在R圈子中的hub地位,如果做一下social network analysis,估计结果也很可观。所以无论身处360行中的哪一行,如果想做状元,都请努力的建设自己的社会网络吧)。

注:下面的翻译忠实于原文,未经一般网络博客写作的气氛渲染。之中稍有学术名词,对其不感冒者直接跳过看结论即可。

一、美第奇家族成长史

这个故事将告诉我们,政治婚姻是怎么将一个原本平凡的家族推向权利的制高点的。

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首先来关注社会网络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族美第奇 (Medici)十五世纪兴起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美第奇家族被称为“文艺复兴教父”。当时美第奇家族在通知弗洛伦斯的少数几个家族中并不占优势,他们拥有的财富相比而言较少,政治地位也较低,但科西莫·德·美第奇一手导演了该家族的权利聚集。科西莫通过平衡美第奇家族在家族联姻、经济交往和政治支持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巩固了该家族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他对于社会网络中不规则地位的理解帮助他建立并且控制一个政党先驱,与此同时其他家族还在各种事务中挣扎。Padgett and Ansell [516]绘制了十五世纪三十年代佛罗伦萨几个重要家族婚姻网络的图形,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图1展示了当时佛罗伦萨几个重要家族之间的联系,每条线代表两个家族尘缘之间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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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佛罗伦萨家族之间的联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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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还是新政治经济学?

昨天班级里聚会,很神奇的到了近50个人,基本全了,不仅对组织者的敬业深表钦佩。席间觥筹交错,连我这种不胜酒力的人都在此种热烈的气氛下不得不开怀痛饮,幸好吃喝节奏有度,只喝未醉。

席间听闻一同学考取了人大经院的研究生,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原来报的西方经济学调剂成了政治经济学。他言辞之中颇有失望之意,大抵源于那里更多的是从马克思的角度去做东西,故他还打算看一遍资本论。当然,资本论是一定要看的,只是我没勇气读完。不过说到政治经济学,我眼前一亮。记得前阵子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参见:[cref %e7%bb%8f%e6%b5%8e%e5%ad%a6%e5%ae%b6%e4%bb%ac%e7%9a%84%e7%a4%be%e4%bc%9a%e7%bd%91%e7%bb%9c%ef%bc%88%e5%ad%a6%e6%9c%af%e5%9c%88%ef%bc%89]),还曾顺带看了一下top的研究者们都是分属那些领域的,结果十有五六是political economy,这不禁让人觉得有点惊讶。不过后来继续看下去,也不觉得惊讶了。越来越多的微观和宏观建模的方法引入了政治经济学,国内做的比较多的貌似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模型,国外则更关注一些社会问题(这话其实说了等于没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内国外现在政治经济学都很热。国内的热体现于任何一个院校的经济学学生都要学习至少一个学期的政治经济学,像我们都要学整整一年。甚至连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都要至少学习一个学期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课的一部分。可以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大学生内是无孔不入。而国外的热更多的体现于这个领域关注的人很多,做出来的东西也多。

不过详细的看起来,却又觉得很讽刺。申请出国的时候,翻译成绩单我就很犹豫“政治经济学”该怎么翻,翻成"political economics"总觉得底气不足,还占据了8个学分,只有自己心里清楚这课学的是什么。不过幸好我们的初级宏微观不叫“西方经济学(宏/微观)”,要不翻成"western economics"老外们看了估计会觉得更诡异了。所以,虽然政治经济学在国内外都很热,但是很显然,在国内做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更确切的称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我觉得我那个要去人大读政治经济学的同学要做的会是这个东西。

依稀记得去年此时让我们提课程改革建议,当然有点走形式,但是我们还是说了很多真话(参见:[cref %e6%b2%a1%e6%9c%89%e6%95%b0%e5%ad%a6%e7%9a%84%e7%bb%8f%e6%b5%8e%e5%ad%a63rd-week-june])。当时我们一直主张在经济学专业开一门“新政治经济学”,至少作为专业限选课。后来大概是没老师愿意去讲,就这么搁浅了。而大家一直意见很大的“大一开一年政治经济学”却没法取消。我一直认为,现在国外在做的政治经济学应该在国内称为“新政治经济学”,这样才有利于学生们了解什么是当代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问题。不过话说回来,中国的政治体制确实是有着中国特色的,所以照搬国外的方法和思路可能是一件颇为危险的事情。Anyway,聊胜于无,至少应该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

现在国内好像有点一边倒的看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感觉,最鲜明的感觉是在人大经济论坛上,马克思主义版几乎成为了口水仗聚集地。我个人感觉马克思看问题的层次已经远不是表面,那些打口水战的人却正是只看到表面的人。一直觉得像国内本科这样的教育模式、把马克思经济学的思路强行灌输给大家(所有专业的学生),并不见得对其思想的普及有正面作用。学完劳动价值论,却不知道别人是怎么争论这个问题的,又怎么可以去真正理解劳动价值论的精华所在?毕竟这东西只是一家之言,而不是常识和共识,不宜当作公理一般的介绍给大家。

不知谁说的,“其实凯恩斯、熊彼特他们已经把经济学看得很透了,可能比现代大多数学者看得都透”。我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也只有看透的人才能讲清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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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感叹Calvó-Armengol

今天,又好好翻了翻Calvó-Armengol的生平,不禁唏嘘不已。看到了GSE上一段引人泪下的话,写给Calvó-Armengol International Prize in Economics的:

"The prize that bears Toni's name will honor young accomplished researchers whose achievements recall the creativity, energy, and rigor that were the hallmarks of his work."

Prof. Salvador Barberà (UAB and Barcelona GSE)

而后,又翻了翻那年那些事儿,看到一篇熟悉的论文“Social Networks and Peer Effect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正是08年纪念Calvó-Armengol的seminar的主题,顿时有种眼眶涨涨的盈满泪水的感觉。

09年春天,这个奖诞生了第一位主人,那就是Esther Duflo。一年之后,她又拿到了克拉克奖(Clark Prize)。本来只想起她是做田野实验的,细看下来才明白,原来Esther Duflo用social network做了一些小额贷款的工作,网站原文如此:

In particular, Prof. Duflo's research touches on many subjects that Prof. Toni Calvó had worked on from different angles. For example, one of her best-known contributions, in a paper with Prof. Abhijit Banerjee, relates to showing that any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inequality in a country is followed by a reduction in a country's growth rate, which has turned out to be an interesting puzzle. Prof. Calvó had worked on understanding sources of inequality and how differences in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might lead to inequality.

明天开始,Duflo将和Matthew Jackson等齐聚Calvó-Armengol的故乡Andorra,举行一个“a fully funded three-day workshop for 20 to 25 young investigators from around the world”。演讲列表见这儿:http://www.barcelonagse.eu/calvo-workshop2010.html。毫无疑问这将是social and economic network的一次盛宴。Esther Duflo将做“Social network and microfinance adoption”的演讲,而其余二十多位年轻才俊也将带来该领域新的曙光。

不知为什么,到此时我还是心中有点隐隐的同感,对Toni英年早逝的惋惜之情依旧不能释怀。可惜,无缘相见。但闻其还有一学生在GSE,希望能有机会讨教一二。有意思的是,前阵子还被人打击我说毕业论文关注那些东西没意思,拿着我以前另外一篇合约理论的文章说后者更有前途。然而我相信我的直觉,相信所谓的女人的第六感,仅仅一篇毕业论文不能代表任何东西,更多更深的还需进一步慢慢学习。看到behavioral economics的时候,觉得看到了上午11点钟的太阳,马上就要磅礴绽放;而此时看到social network,却又觉得看到了9点钟的太阳,需要更多的时间升起,却可能绽放的更为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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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说说高铁吧

今天去了趟长清,济南西边的一个县级市。交通方便了之后,原来一两个小时的车程现在只消半个小时左右,相当的舒服。长清本身并没什么让我好奇的,但是路上会路过正在修建中的“京沪高铁”。用我一位每周往返长清和市区N次的死党的话就是:“我是一点点见证他从无到有、慢慢修起来的,今天又多了一点儿”。

然后我被问了一个问题,简单,但是一针见血:为什么要修高铁?

我最怕对宏观说三道四。我只能很简单的说了一下投资的乘数效应,当然通俗的多。然后她回我,“和茅于轼在网上说的差不多”。可惜我不能和此等牛人相比,但是这些最简单的道理都是相通的。然后我就开始说说我的观点:“这种投资(指的当时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投资)就像给运动员打兴奋剂/强心针,隔三差五打一针,他就往前跑两步,但是最终伤害的还是运动员自己”。然后很无奈的补充了一句,“你想这么大的工程,投资好几百个亿,那么得有多少钱进入私家口袋,而那些人不正是有权的人么?所以在所难免”。后来念及整个高铁都是用混凝土架起来在空中的,跟绕城高速似的,又补充了一句,“其实有人说(忘记在哪里看的新闻了),这些钱如果用来修普通的动车铁路,就是现在这样能跑180km/h的,总里程可以至少翻一倍,而那样对于运输压力的缓解作用更大”。

记得读《凯恩斯传》的时候,书中就有说到,凯恩斯本人对于自己思想的数学模型化持有相当谨慎的态度。然而为了制定政策的需要,还是诞生了希克斯的IS-LM模型或者后来的IS-MP模型(请不要说这个模型是凯恩斯自己提出的,最多算做“凯恩斯主义模型”。另,怀念那个时代的Cambridge)。然而所有的数理模型的问题就是,简化了一些东西,这或许有悖凯恩斯自己的观点。记得前段日子有位学长给我说过,国外的宏观和国内的宏观很多时候不是一回事儿,因为政治体制的不同和社会运行方式的不同,中国人有时候难以理解国外宏观的运行机制,甚至觉得莫名其妙(我至今依然觉得宏观有些东西就是莫名其妙)。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和高鸿业老先生畅销的宏观经济学(考研)教材有关,周围的人格外喜欢凯恩斯模型。但问题是喜欢不要紧,但是如果只是单一的片面理解凯恩斯的政府投资观点,或许就有问题了。

我是觉得现在国家是没办法,骑虎难下,只能一次次的用宏观投资政策来挽救GDP下滑的趋势。其实从个人观点来说,我一直觉得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外来因素抑制了中国居高不下的CPI,还让那些依赖剥削劳动力的企业该倒闭的都倒闭了,有利于产业升级(虽然有点破坏性创新的味道)。但是现在,时隔近两年,回头看4万亿投资,却真的有很多让人觉得有种“盲目的把钱花出去”的感觉。高铁,这是最能让人一面欢欣鼓舞、另一面一片茫然的投资。欢欣鼓舞的是我国的动车制造技术已经领先于世界、看着千里的高铁如巨龙般腾空而起确实令人欢欣鼓舞;而茫然的是,不知道修了这个铁路,真正有多大用处。我周围的人已经不止一次的向我表示过“高铁太贵,坐不起”的观点。我只能向他们解释说,高铁替代的主要是飞机商务舱的乘客,对他们来说时间比金钱重要得多,而上海和北京最不乏的就是这类高端消费群体。下一个问题就来了,高铁会打折吗?一面,铁老大素以“供小于求”的傲然姿态,只有零星的小恩小惠;另一面,飞机机票打折却是一项颇有学问的活。不好预测。因为如果铁老大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另有所图(除非它脱离官办色彩),那么高铁的价格对它来说也就无关痛痒了。

每当说起来高铁,最能拿来对比的就是高速公路。现实证明,京福高速、济青高速都在投入运行后的短短几年内达到设计饱和流量,现在已经有些不堪重负。因此,总有人会说京沪高铁也是“未雨绸缪”。我不反对这种观点,但是高速公路承载的绝大多数还是货运,而京沪高铁这么高的运行时速和运营成本,不会用来做货运吧?客运应该还是其主要目的。然而真的会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内有那么多的人要往返于京沪两地吗?这个没法预测,供给总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需求的。只能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

说到底,我还是对中国现在这种“不负责任”的经济增长方式有所担忧(参见:[cref %e4%ba%ba%e6%b0%91%e5%b8%81%e8%af%a5%e5%8d%87%e5%80%bc%e5%90%97])。近些年来,各方面各层次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财富有集中趋势(虽然我没证据),环境代价越发明显。某种程度上来说,只要不改变以GDP为标准的政绩评价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恐怕就很难改变,尤其是具体到区域经济上。中国现在有很多所谓的“明星县”“百强县”,有特色产业有实干精神的领头人。但是,这种依赖领导自身远见卓识的事儿,实在是不得不凭概率了。我只能说,我听到了太多太多周围的同学对我讲述他们的家乡是如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工业的,而发展工业的福利又是如何被少数人所占据。

本来不想提12跳,但是还是说一下好了。今天看到韩同学(最近上纽约时报那个韩同学)的一篇博文,有些震惊于他一针见血指出的话:

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的都更惨,有混的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的好的女同学,那是嫁的好,别人都羡慕你在富士康有社会保障,按时发工资,安排住宿,加班还给钱,你说你像个机器,别人说自己像包屎,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想到了一句话,曾经我因之而引以为傲的、觉得中国的制度优于北欧、更有活力的,现在却有些怅然若失了。有篇中共陕西省委党的文章有类似的观点:

正常情况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管个人所处的条件是否优越,努力大、贡献多者收入高,努力小、贡献少者收入低;一类是不论个人努力大小,贡献多少,处于优势条件者收入高,处 于劣势条件者收入低。前一类收入差距取决于个人努力,后一类收入差距则是由个人所处的条件优劣决定的。……社会和谐的标准就是社会成员人人享有经济上的机会均等

或者,我更乐意说的通俗些:如果一个社会是健康的,那么每个在底层的人,都有机会通过自身努力,爬到社会上层去。也就是说,你的父母只能决定你的出生,但决定不了你的未来

可惜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乐观。社会逐渐的在,僵化。如果年轻人都失去希望,那么未来还有什么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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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直觉的“拍卖”

昨天无意间瞟见了CCTV的一条新闻,或许和汇率啊、沉船打捞啊等等比起来真的不算是多重要,但是我却格外的感兴趣:江西弋阳拍卖人行道摊位(视频见这儿)。

搜了搜发现这条新闻的分析很多,大多数是集中于到底公不公平之类的,尤其让人好笑的就是“开创城管经营新模式”。我所奇怪的是,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拍卖体现的是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在这里,既然拍卖的是摊位(且不管这东西合不合法),那么作为购买者的小摊贩们,必然要考虑到拍卖出价和自身收益之间的关系。

让我费解的是,新闻中说“最多的摊位拍卖到一万多元”“小贩们入不敷出,难以持续经营”。小贩们再不济,也知道一年占道经营大概能得到多少钱,刨去成本之后纯利润为多少钱,那么他们必然心里有数,知道一个摊位最多值多少钱,怎么会拍出来天价摊位呢?我实在是想不通了。好吧,就算我们考虑到预期,小贩们觉得现在不会被轰来轰去,卖东西所得的钱可能更多,但是也不足以到“入不敷出”的程度啊——就算不是“理性预期”,也不至于偏差这么大吧。然后就算是考虑小贩们彼此之间的博弈,也不至于囚徒困境到大家都活不下去啊,最多流标就是了。

我还是想不明白,在拍卖的时候怎么会有人肯出这么高的价钱,最终把自己整的活不下去。虽然“因中标而死”的企业多的是,但是像这么小的、个体层次的拍卖出问题,还真罕见。因此我觉得,这拍卖绝不像新闻报道里面所说的那么简单,到底是拍卖还是硬性收费都很难说。至于为啥最后这笔钱又退回来了,我想肯定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活不下去”的问题,本身“拍卖”的违法可能正是最后贻笑大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