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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有感

重读《凯恩斯传》(二)

昨天读了一大半,剩下了一小半,今天继续。

凯恩斯毕竟还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为大家所熟知的。以前读书的时候经常感慨经济学真的是什么都学,除了经济学原理本身之外,我们还得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政治、法律、数学、统计、计算机,甚至于物理——有些思维总是想通的不是?大概就还跟化学还没啥交集吧,连生物都有交集(一是跟生统和流行病学什么的有交集,二是跟神经经济学有交集)。

学的乱七八糟其实对于人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在西方教育体系下面,其实人文学科是比较难学的。对于理(工)科来说,极度的打磨抽象和逻辑思维能力是最主要的训练,而对于人文学科则有点考验见海纳百川的功夫——如何把零碎的散落在各个角落里面的东西或紧或松的串联起来。

以前最茫然的就是去艺术博物馆,尤其是当代和现代艺术博物馆。大概这几年在欧洲呆过、在上海的时候也全国四处晃荡、到了美国更是百无聊赖的去各个博物馆闲逛,反而对于当代艺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兴趣——对色彩明艳的感知,对抽象和具体的平衡,对构图和遐想的感悟。有的时候艺术需要一点空间感,很多作品没有足够的空间是难以诠释它的魅力的。

我觉得凯恩斯投身经济学多少有点是被当时的时事早就出来的——一战、二战,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人们的不安和焦虑产生了对偶像式的经济学家的诉求。如果他完全生长在一个和平年代,那么搞不好他会成长为哲学家而不是注重在某一个具体领域吧。

他当年对经济学的评价至今品来还是蛮有意思:

(经济学)是一种很容易的学科,但很少有人能够表现优异。

这个悖论的解释在于,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必须是多种天资的组合...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至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还必须同艺术家那样既超然又不被人收买,但有时又如同政治家那样离现实世界非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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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其实是感慨万千的。以前学的学经济学很累,主要是发现对于知识的需求是一个指数增长过程——学的东西越多,不知道的越多、相关的知识越多,于是越发有压力去涉足更多的相关领域。而今读起来,凯恩斯作为一个如此聪明的大脑,当年在经济学还未如此扩张的情况下,便已经感慨出来这里面类似“玄学”的味道——我这里用玄学其实是中性(至少不带贬义)的,因为这个系统实在是过于复杂,以至于我们现在对其的认知太有限。

其实无论是凯恩斯当年还是后面的卢卡斯,对于宏观经济学的理解都有很深刻的一点——这个系统本身是一直在变化的。每当我们对于(处于相对静态的)系统的运转规律更了解一点并加以干涉的时候,系统本身就变了,然后以前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就不准了。这是一个互动和动态博弈的过程,人们只能一点点的沿着自己的足迹去认知这个系统的下一个可能的阶段,而无法站在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来鸟瞰整个局面各种可能的变化。每当我们有一点点发现,然后这个世界又变了,这是一种其实对于研究者来说非常可怕却又让人兴奋的状态。真的,很多问题到最后抽象出来都是哲学问题了,因为大家实在是困惑难解。凯恩斯在伊顿公学和剑桥(信使会)都受到了相当密集的哲学训练。我虽然不是特别理解在一个人未经世事(处于象牙塔中)的时候如何可以去感悟哲学的深刻,但或许不同的大脑就是不同的吧,有些思维先建立起来、然后慢慢用生动的事实来充实也不错。

还有一段二战前后、马克思主义大为兴盛的时期,凯恩斯对于《资本论》的评价也蛮好玩。背景自然是大萧条、二战的可能阴云下,人们对于前途道路的迷茫的探索。无论是希特勒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探索,还是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探索,都给予了绝望的人群一点希望的光芒。总有人们是相信只有彻底的不同的改变才是改变,而正如凯恩斯所评价的,“俄国是一个难得的拿整个社会做实验”的例子,生在这样的时代也不免让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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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将《资本论》和《古兰经》相对比,也是蛮有趣的一番相较。“我不明白为何这两本书都能是世界上的一半人口为它们而战?它让我困惑。”说起来倒是给予了当年的《资本论》一个很独特的位置。读《凯恩斯传》,从他父母的结合、到他的出生、上学、工作,一步一步,我一直最大的感慨就是真的是“时势造英雄”。同样的,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除了英伦大地上的思维勃发,欧洲大陆人们也开始对于未来有着不同的认知。在没有一个认知的体系可以主导的年代,百家齐放的想法确实有意思的很。而其实“信仰”这个东西也是蛮有趣的,以前洗脑的结果就是对信仰是一味的排斥(虽说另一种更为严重的洗脑就是对信仰盲目的跟从)。突然想起,凯恩斯说到信仰也是蛮好玩的,大意为“我们这代人毁灭了新一代的信仰,所以他们是不幸的;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有幸接触了这些信仰并毁灭了他们,所以我们是幸运的”。

这又有点像昨日说到的实用主义了——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实际中可以被检验(证实或者证否)的道理,而最好的检验的便是战乱的年代、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波折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搬到美国这一年多的时间,最大的感慨就是美国实在是太安逸了——太稳定了。硅谷算是一个创新的区域吧,但是你看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无非是简简单单的节奏。看美国大选,最热的依旧是经久不衰的移民、种族、医保等等。这个社会稳定到了一定程度、以至于大家失去了想象的空间与压力,而不同于主流派别的学说也就难以发出足够的声音(话说早些时间的AEA居然有个heterodox专场,也是有趣)。

说来,这也跟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有关。既然没办法“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那么面对实际的挑战,我应该如何找寻一条相对安静的道路?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但想象的空间可以很宽广。我一时大概是不会有什么答案了,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可以体会波折之中的兴奋与灵感,注意到一些以前未曾注意或者懒得注意的生活侧面,然后给自己一些更加新鲜的启迪与想法。

这本书还没有完全读完,大概还有个几十页。所以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写下(三),可能有些想法,可能也没有什么想法。不过还是蛮喜欢这种毫无功利心的读书的状态——我也不知道自己想看的是什么,那就随便看看随便记记,灵感也不是说来就来的,还是有一些积淀才能共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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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有感

重读《凯恩斯传》

说来也有趣,这本书陪着我居然漂洋过海了好几番。我虽然对宏观属于一知半解的状态,但是对于凯恩斯这么一个传奇人物还是始终保有着足够的好奇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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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手翻了一下落园以前的日志。好怀念那种读遍各种书籍的日子。那时一点点不成体系的思维,还有那种对哲学朦朦胧胧的感慨,现在都更顺利的串联起来了呢。

已经记不清六七年前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具体怎样的体会和感悟了,现在重新翻开却也颇为有趣。想看凯恩斯的同性到异性恋的转变,想看凯恩斯从对于哲学和概率的着迷到参与政治事务投身宏观政策,想看凯恩斯和熊彼特的“既生瑜、何生亮”。

那就先从哲学和概率论看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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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还是蛮好玩的。说的是老生常谈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当年还是一个有点“群魔乱舞”的年代,大家对于统计的概念还有些模糊。从哲学的角度,对于演绎法和归纳法的适用范围和可信度还有一些争论不休。凯恩斯这里说到了计量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观点——ceteris paribus(其他条件不变),而他自己也说起来“部分均衡在实际上很难成立”,也就是就算我们的模型甚好、发现的是局部的因果关系,这样的因果关系有多少可推广性(external validity)还是需要打个问号。而有趣的是,在这个时代概率和统计还没有分的很开,大家还在从哲学的层面讨论概率存在的根基。

然后又看到一段他和拉姆齐的八卦。拉姆齐是个英年早逝的天才,想想他二十出头刚入剑桥就赶上和凯恩斯的《论概率》争论,主观概率和客观概率的争论,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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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姆齐的角度,归纳法是一种“思想习惯”,评价思想习惯的唯一方法就是看这种习惯是否“行得通”...不管归纳法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如何, 它是一种有用的思想习惯。

这里倒是蛮契合我对于各种定量模型的评判标准...有用。很多为了追求计量上的那一点点依概率收敛、而不管估计量本身的效率如何,在我看来有点舍本逐末。今天边看边在一旁记笔记感慨,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检测那么一点点弱弱的信号,投入这么大的样本量,测出来的东西不知道到底有多准。这就好像用一个超长焦的天文望远镜,追踪一颗银河系的小行星,稍不留意这行星的轨迹就没了...若不借助赤道仪等等辅助设备,真的是各种手抖。

凯恩斯和莉迪亚的八卦就不说了,对于凯恩斯来说,莉迪亚就是一枚坠入凡间的精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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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儿关经济

重看“理性经济人”假设

“理性经济人”假设怕是所有人学习当代(西方)经济学最一开始接触的假设。每当论及这个假设,我就不禁想起当年曲创老师的启蒙叫法“厚颜无耻的自私的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虽然没有直接的标明“自私”,但是随着期望效用函数(expected utility)的引入,当我们最大化一个效用函数的时候,多少已经暗含了“自私”这一层意义(当然你可以随时的把别人的效用放在自己的效用函数里面来说你也关心其他人,这样而言就更有了一层外部性的考量)。不知道各位是否还依稀记得诸如MWG等经典微观教材在一开始介绍“选择(choice)”的时候,总是在反复强调completeness(中文译作完整性?)和transitivity(传递性)以定义一个选择的理性。

这学期修了Micro II,上半部分是Massimo Motta的competition policy,讲的很是有意思,暂且按住不表;下半部分是Larbi的behavioral econ和decision theory的结合,讲的也蛮有意思的,至少逼着我看了半天vMN、A-A和Savage三种expected utility的表述。联系起我对Keynes的好感更多来源于他在概率论上面的造诣,这些理论就多少也显得很有意思了。贯穿整个下半部分课程,我们多少回顾了近几十年来各位著名经济学家在维护理性经济人假设(或更具体的,期望效用理论)上面所做的各种努力,比如ambiguity aversion, regret aversion, hyperbolic discounting/time consistency, temptation, fairness等等有趣的理论及对应的modeling方法。看来看去,虽然不知道实用价值有几分,却也乐得凑个热闹。

昨天和UPF的一个Ph.D吃饭,不禁聊起来这么多年学习经济学的体会之类。我前段时间大概还感慨过现在才意识到自己本科的时候修过三门经济史课程是多么的幸运,昨天又感慨了一下曾经修过的几门经济法课程又是多么的实用。当年有幸摊上一位很好的经济法(economic law)老师,虽然给分不高,但是从她的课程中真的是收益颇深,尤其是涉及到公司法合同法等等切身相关的法律,现在之所以没有沦落成法盲还真的多亏了当年的训练。有意思的是,后来法经济学学了很多反垄断法,国家税收学了很多税法,保险学学了很多保险法,最后概括起来我的经济类法律知识还是蛮全面的哈哈……而且很多法律条文和执行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条例和实例结合起来学也是颇有意思的。反垄断法就不用说了,现在听Motta的课感觉中国的反垄断法真的很有意思啊,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该清晰的地方清晰,足够的猫腻留下哈哈。想起当年听到张昕竹说起草反垄断法的种种不易,真的是“有法总比没有好”,哪怕这个法律后来的实践总是让人看得云里雾里——譬如我就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商务部否决了可口可乐和汇源的并购案。我没有听说任何关于此案的横向并购模拟的数量分析,不知道当年的博弈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某种程度上,我多少觉得有点作秀的味道了——既然我们有了这么一个法律,多少要实践一下是不是?

回正题。之所以说到经济类法律,更多的是因为当时说到了现在中国的保险。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保险的印象如何,反正我近几年是接二连三的被保险震惊啊。保险的本意是分散风险,结果在中国某些乡村的实践中,保险却不幸沦为了变相的传销——保险是由代理人提成的,这个法律是允许的。但是在实践操作中,现在保险代理人提成最多可以达到50%,这是什么概念?我不相信剩下的50%刨去保险公司运营的费用之外,还足够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支付赔偿。从某种程度上,现在的保险让我觉得有点Ponzi game(庞氏骗局)的味道。城市里的我不好说什么,在农村,很多人文化程度比较低,所以根本不理解什么是保险,也不知道这玩意背后的权利义务是什么。他们仅仅是被几个罕见的赔保的例子所吸引(一般是某村某人出车祸死了,然后被赔付了几十万云云),经保险代理人的三寸不烂之舌一忽悠,就投保了。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养老保险的保费是需要连年交的,以为交一次就万事大吉了,直到第二年又要交钱的时候才知道这有点无底洞的味道——若是退保,几乎拿不回分文。另从保险代理人的角度,他们很多人只是负责卖保险,才不关心赔付等等,尤其是有些保险是“平均时间维度上的风险”的,日后一旦有事情发生,我估计某些小保险公司非直接破产不可。有人会怀疑我危言耸听,但是当年看到一个小县城没什么其他的公司,一条街上都是装修的富丽堂皇的保险公司的时候,还会认为这东西没有任何泡沫?

这个时候,有多少人还可以坚持“理性经济人”和“市场是有效率”的说法,认为大家投保是一种理性的风险厌恶的选择?对于保险这个制度本身我还是相当有好感的,但是具体放到市场实践操作中,却又是另当别论了,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保险市场发育极其不完全的情况下。人们经常说“银行、保险和证券”是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可惜在中国保险明显成为了金融体系的短板,若是大家相信“短板理论”那么中国的金融市场怕还真是落后在世界发达国家后面几十年。我和那位金融的Ph.D一聊就说起来当年我们的《货币银行学》这门课——要么是教材陈旧的要死,要么是完全不知所云的上了一次英文翻译课。据他说,很多金融衍生工具在国内就是闻所未闻,然后各种胡乱翻译导致很多人到最后也不知道那些工具到底是什么。刨去我对金融的偏见不说,就中国的金融教育水平我们又有什么期望能在人才云集的国际公司的较量中更胜一筹?只能是被人家制定的规则玩弄吧。

了解我的人可能知道,我一直对rational expectation(理性预期)有一些想法,当然这个和理性经济人还是有天壤之别的。对于理性经济人的一大“辩护”是,如果人们都是“利他”而非“利己”的,社会不见得会更有效率。这是那个模型弄出来的我忘了,只记得大致意思是“利他”并不见得真正能够满足他人的需要,只有自己才可以真切的了解自己的需要。从这个层面,又可以对“共产主义”留下一个问号。我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是比较浅薄,随便说一说,欢迎较真儿。当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人们是“各司其职,各取所需”。我想不出的是,譬如我大学毕业要找一个合适的岗位,如果没有市场竞争我怎么可以知道我更适合干什么?换言之,我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呢?我是应该当一个律师还是一个打字员?共产主义对于完全信息的要求怕是有点太高了,这里必然要有一个对社会方方面面都了若指掌的“中央计划者”。不知道这样子的对于信息的要求是不是有能被实现的一日——换言之,制度都是有成本的,信息也不可能是免费的。

说到这里,我真想时间倒退半个世纪听听当年兰格的辩论。学了半天经济学,多少要对“政治经济学”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是不是。想想当年的“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的嘛。那么看一面不如两面都看,学了半天的经济学应该回头重温一下那些经典巨著了——譬如,我一直没有勇气读完的《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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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状态

美好时光

刚刚看完了新上映的《Midnight in Paris》,很好看,很有趣!上次去巴黎的时候适逢冬天,冷得很,所以我对巴黎的印象没有那么美好(相比于罗马)。看过这个电影以后,却觉得巴黎真的是一座浪漫的城市,好浪漫!好想在夏天再去一次巴黎,去看看那里的人、事、物……

这两天难得有充裕的时间和心情读书,匆匆中读完了《女士品茶》和《万历十五年》。读前者是因为偶然间翻来了,其实很久以前就想读的,但是一直没找到完整的时间静下心来看。这次终于打开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半天没干别的就读它了。《万历十五年》是最近需要为经济史写一篇论文,于是就想回顾一下明清史。现在真是觉得当年不好好的学习历史是件蛮遗憾的事儿,不过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我所经历的历史教育的失败而不是我自己的失败。我的好多历史知识其实是从游戏中学来的,说来还真有趣!

然后今天终于记得去图书馆里把凯恩斯当年关于概率论的著作搬回来了。有意思的是,今天和一个同学聊起凯恩斯,他居然也不知道凯恩斯除了是一个经济学家之外,还对概率论有所造诣。貌似他是在英国读的本科啊,呃,看来凯恩斯对于经济学的贡献真的是远远大于其他贡献了,所以有点验证了“月明星稀”的说法,毕竟月亮太耀眼了!

嗯,没想到还有机会在这里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些其他学科的书,貌似前一段之间读的全是纯经济学论文或者著作,哎!知识还是应该全面学习的嘛!这次借着写经济史论文的机会,可以好好的回顾一下近代史,嗯,真不错。话说,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写和工业革命及“大分歧”(big divergence)有关的东西,这个题目着实是太大了,总是觉得拿捏不好。不过试一试也无妨,有一点想法哪怕幼稚,说说又如何。搜了搜文献,不知道为什么经济史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或者近代的少的很,希望不是我搜索的方法有误。诚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题材,不过谁也不会否认中国古代文明也是很有意思的啊,更何况中国保有那么好的文献记载(哈哈,是不是要多谢我们的四大发明呢?)。嗯,做一点是一点吧,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么~

真的不知不觉的,发现自己的思维还是有些西化了,或者说更开放了?欧洲真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尤其是论及历史文化。嗯,最后罗嗦一句,巴塞罗纳的午夜,也是很美好的!套用Midnight in Paris里面的场景,就算我们碰不到毕加索或达利,能碰到高迪也是不错的嘛!哈哈,纯属午夜瞎想,见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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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有感

读熊彼特

若是说在我刚开始接触经济学的时候,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那非熊彼特莫属。依稀记得大一的时候在一堆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中,猛然蹦出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之时,那气势磅礴的让人感动的哗啦哗啦的。自此,Schumpeter这个名字就一直深深的留在我的记忆中。只是到后面,越劳碌奔波于技术细节,越没有时间接触熊彼特,只是隐约的在周期理论中有所触碰。后来,受凯恩斯影响越来越深,而读凯恩斯难免听闻当时的争论,在诸多唱反调的摇旗呐喊者中,熊彼特自然是旗帜鲜明的让人过目难忘。

前几日流连于书店,忍不住就抱回来一本《熊彼特》,同一本商定好若干年后送人的《秦观集》一起。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注意是谁写的,随手就牵回来了,而后一看是(瑞典)斯威德伯格,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相比于《凯恩斯传》,这本书真的是薄了很多。好在细细读下来,没有失望的感觉,客观的文字简单的陈述,几笔描画就把熊彼特当年的形象清晰的勾勒于纸上。

说来有趣,网上有人说熊彼特之于凯恩斯正如周瑜之于诸葛亮。他俩同为贵族学校出身、还都曾受教于马歇尔。同样关注宏观经济运行,差不多同时在写货币论,同样在自己国家的财政部担任过职务,又同样失意于政界,亦都曾在商海中翻船。看他俩的故事就让人感觉上天总是要给聪明的人造个对手,要不世界就不精彩了。当然,凯恩斯或许和熊彼特最大的不同就是凯恩斯年轻的时候有贵族青年之间的同性相吸倾向,而熊彼特则可谓花花公子。

好了,我总是这么八卦,别的记不住八卦总是忘不了。坦言,熊彼特之前我从未如此感受到“企业家精神”,这个可能稍稍和凯恩斯的“动物精神”有所区别,不过我感觉他俩所倡导的实质相差可能不多(虽然前者更侧重创新)。企业家精神融汇于经济运行之中,从而有了“创造性毁灭”。同样精彩的是由创新和技术衍生的经济周期理论,让人深刻的体会到“螺旋式上升”、或者更简单的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之感。经济增长到底是由技术驱动还是制度制约一直争论不休,不过熊彼特敏锐的提炼出来的“企业家精神”确实有非常强的现实解释力,其在管理学中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毕竟有德鲁克啊……不过其实迄今我还不曾了解管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到底是啥,这门学科实在是太面向实际了,难以抽象到一个点)。

暂罢,说一点稍稍偏题的事儿。最近一段时间(>半年)有若干好友或明或暗的诉求“遍寻名师而不至”。但凡青年才俊,都多少有点卧龙当年隐居世外的“清高之气”,待价而沽。每每遇此,大多只能安慰一番,帮忙骂骂世道不公,抑或感叹一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实比较实际的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干嘛总是对老师的期望那么高,他又不是亲爹亲娘并没有义务手把手把你带大。尤其是现在,学问上名声高的不见得人也高,至少不见得他有时间精力用在你身上,总不能指望“耳濡目染”就“深得真传”吧。能学一点是一点,老师也是人,不是神,“则其善者而从之”不就完了。我总有一种特封建特迂腐的想法,老师年龄这么大坐在这个位子上,自然必有他的过人之处,所以万万不能轻视。当然,我这也算一种“美好的幻想”,觉得他们应该有过人之处而并不知道到底在哪里,可能至少社会阅历丰富的多吧。

不过,到这里我总是难免像怨妇似的感叹一声“都是扩招惹的祸”啊~扩招数量上来了,质量却下降的更厉害。当然我很能体会“把一群没学上的人扔到社会上会给当地警察局带来多么大的压力”,但是为什么不搞职业教育?我真不明白你折腾着千千万万的人学什么微积分线性代数有啥用,还不如给他们一个钳子把手告诉他们怎么修汽车来得实在。这年头不见得工程师就比高级技工日子好过。毕竟有调查说(来源忘记,见谅),“美国只有42%的人有智商学会高等数学”,虽然说华夏民族自古聪颖,我也不相信这个比例可以提高到现在大学的入学率。如果象牙塔还是当初那个人口密度,或许老师会稍稍有心情多教学生一点、多沟通一点吧。

回到熊彼特。我有点想不明白的就是熊彼特在政界混得很不如意的原因到底是他的个性只适合学界、还是经济理论和现实之见尚有不小的差距?有时候宁愿相信前者为主,毕竟从凯恩斯身上可能更多的体现为前者。而另一方面,熊彼特所言的创新精神,我想知道在现代的中国企业家中是否缺失?创新不等于专利,我有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很多企业乐于标榜每年创造了多少新的专利有点过于做表面文章了。当然,从生存压力的角度,我倒是很欣赏华为,不管他的成功到底有多少应该归结于技术创新,至少他的创新是提高社会福利的。我对印度的某些“闭关锁国”做法确实感到悲哀,当然他们考虑的可能不只是商业和社会福利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