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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IT观察与思考

企业家,创新和动物精神

创新(innovation )究竟是什么?可能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熊彼特的定义。

经济学上,创新概念的起源为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概论》。熊彼特在其著作中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它包括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产品,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含的范围很广,如涉及到技术性变化的创新及非技术性变化的组织创新。

同时更关键在于
1、他明确指出创新与发明的区别:“创新”不等于技术发明,只有当技术发明被应用到经济活动中才成为“创新”。
2、指出“创新者”专指那些首先把发明引入经济活动并对社会经济活动发生影响的人,这些创新的倡导者和实行者就是企业家
3、“企业家”既不同于发明家,也不同于一般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是富有冒险精神的创新者,“创新”是企业家的天职
4、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创新者——有远见卓识、有组织才能、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经济增长的过程是创新引起竞争的过程:创新——模仿——适应
5、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为了证明自己出类拔萃的才能而竭力争取事业成功的这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支配着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这种精神就是企业家精神。

在熊彼特那里,这种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被归结为“企业家”的追求事业成功和争取出类拔萃的那种非物质追求的“创新精神”;在凯恩斯(Maynard John Keynes)那里,则被理解为熊彼特式“企业家”扩张企业的那种“动物精神”。可以说,创新表面上是一种行为,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或许心理学的研究,微观层面的人类的心理满足感会越来越多的加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使得它更贴近现实。

我个人特别喜欢“动物精神”这个词儿,刚搜到一篇名为“动物精神与宏观经济”的博文,因已被转载数次,我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谁了。各位可以搜搜这个标题找找看。其中有段话擅自转贴过来。

凯恩斯在其传世巨著《通论》中曾强调,人们的行为不仅仅受理性指导,也受其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影响。他指出,用于对不确定的未来进行收益估计的知识基础没有多大的意义,甚至毫无意义;但若如此,人们如何决定要修一条铁路、开发一座铜矿、创办一家纺织厂……呢?这样的决策只能“被看作是动物精神使然”,它们来自于人们“想要采取行动的冲动”,而并非理性经济学所指示的是按照“收益乘以其概率的加权平均值”为根据的。

经过许多年以后,而今,“动物精神”正在由新凯恩斯主义学者发扬光大,并用于解释经济波动。像诺贝尔奖得主阿克洛夫(G. Akerlof)之类的行为宏观经济学家甚至坚信,必须考虑动物精神,才有可能真正理解经济波动。

究竟什么是动物精神,它们又如何对经济产生影响?阿克洛夫和希勒的新作《动物精神》试图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动物精神实际上是非理性动机和非理性行为的代名词。动物精神理论坚持,尽管人类大多数经济行为源自理性的经济动机,但也有许多经济行为受动物精神的支配;即人们总是有非经济方面的动机,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并非总是理性的。人们的理性有可能被动物精神支配。

前面大篇幅铺垫了这么多,只是为了大家先对“动物精神”有个直观的认识。终于到了我的正题了,源于前几日看到的一篇文章

不过关于“老龄化”的问题,在中国,我看到的不是人口的老龄化,而是资本的老龄化。我的舅舅在过去二十年是佛山地区搞工厂的,现在也正在艰难维持着自己的厂房。但是他现在已经成为所有原来搞实业的朋友耻笑的对象。因为大部分佛山地区的实业家现在都成为房地产投资家了,所有新增的资本基本上都投资在土地和住宅中。
其中最本质的,我认为,都是因为他们老了,这些手执资本的老人,以他们的年纪,已经失去了办实业的创造力。而生活在广州和佛山的年轻人,家庭的观念如此之重,再加上十多年没有创造性的教育,已经没有半点儿父辈的创业精神了所有人都只是正在为那幢结婚的房子而努力,或者是拿了家长的钱,但是绝对不是办实业,不是玩了,就是炒股票。
这是改革三十年后的悲哀就是,经济的长远发展必须要科学技术,但是这只是一驾马车,另一驾更为重要的马车是“自由”的精神在中国的完全缺失。在我的体验中,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懂得自由,没有一个独立的个体,没有一个人能脱离家长,没有一个做到残雪所说的“精神上的断奶”。所以,譬如在广州和佛山,年轻一代已经失去了创造的精神,人口是首先是拥有资本的人的老龄化,然后恐怕是新增人口的幼稚化

这只是一个侧面,不能以偏概全,我们得承认在北京中关村、在上海、在杭州,还有很多致力于创新的弄潮儿闯荡在IT世界的波澜壮阔里。看看风投(或者最典型的,刚出来的天使投资——李开复的创新工厂),看看创业板,大概就能知道中国的新实业家到底有多少。只是另一面颇为悲哀的就是,福布斯排行榜上,罕见不涉足房地产的富人。个人觉得,张骞的“实业救国”,依旧闪烁着光辉。

但是我不得不说的是,创新精神确实在中国越发的缺失。我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但是我个人认为学术界的抄袭之风愈演愈甚只是一个开始。随便在Google或者百度里面敲入“学术抄袭”,漫天的新闻、指责让人觉得这个圈子简直漆黑一片。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学术圈太浮躁了,大家都急功近利。但是,我想更深层的原因是不是,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科学家。每年招那么多博士硕士,博士还好,你问问现在的硕士有几个是致力于搞学术的?但是他们要毕业、要去争奖学金,这一些评价体制的基础都是:论文。我这么说可能会招人骂,毕竟很多人也并不愿意在校园里浪费三年的时间只是为了一纸文凭,但是他们别无他法:当你看到所有大企业的招聘启事上面都要求硕士学历的时候,你能怎么办?

说到底,还是中国人口太多,而有这么急促的推行高等教育普及化。从心里说,我是支持高等教育扩招的,就算教育质量在下降,但是毕竟还是扩大了整个人群的受教育面,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素质。毕竟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命脉——或许有人不赞同这样极端的说法,但是确实,中国需要人才。

我们无法将研究生教育迅速的转换为市场需要的培养模式,毕竟适应市场所需的MBA等专业有限——更何况很多人去所谓的MBA只是为了积累人脉。或许我们缺失的是专业技能的训练,是专业人才的培训。但是在中国,又有几个人愿意去接受技能训练?或许,现在火热的IT教育培训造就的速成人才是一个开端,不论它好不好,但只是我们开始迈出了第一步。

回到学术圈。学术毫无疑问,是一个对于创新追求到了极致的地方。最高的荣誉诺贝尔奖只颁发给原创作者,一个博士毕业必须要有自己原创的东西。这一系列的规则约束下本来学术界应该是一个精英汇聚、人才辈出的圈子。但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变味了?不愿再多说什么,或许中国的“科研项目”体制对此有一些贡献吧。我承认我是个比较懒的人,改变不了的事情我宁愿不去碰触,简单的逃离。

接触了很多学长学姐,在他们身上越发的感受到“动物精神”的消失。我是很讨厌那种为了课题而写论文的人,东拼西凑不知所云弄来一堆华丽丽的东西,然后洋洋自得的摆在那里最好别人都看不懂。不是出于兴趣的选题,不是出于深切感受的抒情,那么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多多少少就仅剩华丽的技术外壳,徒有其表。

那么我们又何以强求,这样的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所谓人才投身于市场经济的大浪里面还能剩下一些创新精神呢?追本溯源,我不想归咎于应试教育,但是却又找不到更合适的替罪羊。

最近几年,各大媒体上都在鼓吹“青年创业中国强”的杰出年轻才俊。但是有句话说的话,媒体上什么吹的越凶,说明中国最缺什么。请谨记,个例不代表大众。

我不想说“祖国的命运掌握在年轻一代手中”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语。只是觉得人生一世,既有此契机,就不要让自己的才华埋没、沦落于滔滔的势力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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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有感

从竞争者说起

前两天说过,买菜的时候碰到了俩朴实的小贩儿。今天很热闹的发现,院子里来了另外一个卖菜的小贩。哦,这下独家垄断成了双寡头竞争了……

作为学经济学的,总是乐意见到竞争的,因为这意味着价格的下降嘛~说白了就是,你降一毛我降一毛,不一会就到成本价了。

我回来的比较晚,已经临近暮色了,所以并没有看到两家是怎么竞争的,只看到冷清的场景。一家已经准备收摊了,另一家摆了很多东西但是好像没卖出去多少。或许对任何一者来说,都没想到另一者会出现吧。很显然,对于我们这个小区来说,这个是自然垄断的,也就是说只需要一家来卖菜就足够了,多了只是供大于求。况且,这绝对是个规模经济的事儿,因为我们小区较市区偏远,来一趟的车费油费不少,载多一点菜才会有的赚。

话说,只有两家,会不会商量一下“我们一人隔一天来,大家都有钱赚”这样呢?或者干脆达成价格同盟,也就是常说的寡头“串谋”。还是两家差异化经营,例如一个卖水果,一个卖蔬菜等等?

今天在看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林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其中的核心观点就是企业家因为承担了更多的风险,所以他们的利润不仅仅是工资和资本回报,而有“超额”的风险溢价收入,也就是因为承担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补偿(要不就没人愿意承担风险了,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虽然此书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典了,现在看来他的观点可能不够新颖,相应的技术分析也很多了。但是毫无疑问,奈特在当时是少有的举起自由主义大旗,在凯恩斯主义泛滥的时代静下来反思的经济学家,还培养了萨缪尔森等一系列杰出的弟子。

对于学术、思想来说,百家争鸣永远是个好事儿。

而后,把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看完了。他对于“效用”的认识,对于“婚姻和子女”的分析,在当时都是非常新颖的。只是我们现在看了越来越多,劳动经济学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越来越成体系,也就不是什么独树一帜了。但是回去看当时他分析的原文,仔细体会他分析问题的脉络,不得不对他越来越赞叹。继舒尔茨之后,贝克尔将经济分析广化和完善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足以流芳百世。

p.s. 最后汇报一下最近厨艺练习的结果:大概就是,知道控制火候了,知道怎么加盐了,也会把自己喂饱了^_^最经常做的有:炸馒头片、红烧茄子、韭菜炒鸡蛋、紫菜汤等等等等。希望可以日后养活自己,别饿死……

再p.s.昨天和一同学Gtalk聊到邻近半夜,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俩都不适合搞学术……都属于耐不住寂寞的……巨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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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儿关经济

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在被高鸿业先生那本经典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摧残了一个学期以至于几乎失去对宏观的兴趣之后,很难得的,我居然在一年之后的春天又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当然个中缘由不再赘述,感兴趣者直接移步:春天的拜占庭/Byzantine in Spring

自此,我开始关注一个问题:micro foundations for macroeconomics(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今天例行的在Google Reader里面浏览新闻的时候,看到了一篇可能是新近翻译过来的文章,颇有感触,不禁在如此夜深之时欣然动笔,写一点东西。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宏观经济学家的悲哀 作者:保罗·德·格劳威 出处:《国际金融报》

而我是从《环球企业家》网站看到的,也没有去找源链接,就直接附上我看到的链接吧:http://www.gemag.com.cn/gemag/new/Article_content.asp?D_ID=9193

文章的第一句话开门见山: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根本失误是认为,经济只是理性行为者微观决策的总和

这也是我在RSS里面看到的唯一一句话,然后就直接点了链接看了全文。

文章不长,或许也是由于发布在大众媒体上,没有太多的专业术语所造成的阅读壁垒。

太多宏观经济学家沉迷于自己的模型,因为他们只想生活在自己所理解的理性、拥有充足信息的个人行为的舒适氛围中。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学,让其更贴近现实。

我想这是一个每一个在使用“理性预期”来建模的宏观经济学家在使用之前都会稍微一颤的问题。当然,这里它把理性预期过于俗语话了,和我们经济学建模中的公式表述有些差异,实质思想也有些偏颇。估计可能是译者对此不太熟悉的缘故。但是这或许对大众阅读来说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吧。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根本失误是认为,经济只是理性行为者微观决策的总和。但经济不光如此。微观决策的相互作用产生了集体行 为,而集体行为在微观层面是不可见的。

这句话则是颇道出了我的心声。记得年初的时候曾经天真的去问导师一个问题:“为什么宏观的经济行为可以简单的选用代表性个人,然后进行加总?每个人的行为都应该是不同的,而且颇具差异的啊”。他略有所思,给我的答案是:“或许这就是布朗运动的结果吧。”当时还有些不甚理解,后来看到了彭实戈的专访,名称为《彭实戈:人生就像“布朗运动”》,细细品读下来,才感觉稍稍有所参悟。

如何解决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危机?该领域必须进行根本性变革。一些缺陷已暴露无遗。在本轮金融危机之前,多数宏观经济学家都盲目相信,有效市场会自我管理。他们不愿费心把金融市场和银行业纳入他们的模型之中。这是一个重大缺陷。

看到这句话,想起来大一的时候徐超丽老师上课提到一句罗宾逊夫人说的话“学习经济学或许就是为了不被经济学家欺骗”。这篇文章毫无疑问只是一家之言,但是略去那些过于尖锐的言论,还是有些值得思索的地方。上学期上张健康老师的“金融经济学”,他也反复提及:“现在出现了金融危机,我们只有一个模型来解释银行为什么破产。更重要的是至今还都没有理论来解释中央银行。它已经出现了这么多年了,我们却连它是什么角色、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都不知道,都没有理论去分析。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远远滞后时代的需要,我们经济学家们都在做什么?我们实在是太懒了”。这样看来颇有些相似之处,从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到现在逾200年的时间,我们的经济、社会,尤其是制度变革了那么多,已经不能简简单单的在那个“理想中的完美模型”下,小心翼翼的放松一些假设进行所有的分析预测了。

下面是一些争论的例子:

毫无疑问,宏观经济学正深陷窘境。该领域最为优秀、知名的人物,正围绕着最基本的问题争吵不休。以政府预算赤字为例。目前在英美等国,政府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超过10%。一个阵营的宏观经济学家宣称,如不迅速扭转这一局面,如此规模的赤字将导致利率不断上升,并挤出私人投资。巨额赤字非但无法刺激经济,还将导致一场新的衰退,并伴之以通胀大幅攀升。“错!”另一阵营反驳,根本不存在什么通胀危险。这种巨额赤字是避免通缩所必需的。压缩赤字将加剧经济中的通缩势头,导致一场新的、更为严重的衰退。

或者以货币政策为例。一个阵营告诫,流动性大量累积势必导致恶性通胀,因此建议各国央行准备好“退路”。另一个阵营则认为是无稽之谈,流动性的累积不过反映了以下事实:各银行正在囤积资金,以改善自身的资产负债状况。它们坐拥大量现金,但没有将其用于扩大信贷。一旦经济好转,各央行就可以收回流动性,与注资时同样迅速。通胀风险为零。

双方阵营里都聚集了不少知名诺奖得主,以增强各自论点的说服力。以往,经济学家就常常意见不合,但这次的语气有所不同。两边的领军人物都毫不犹豫地指责对方无知或不诚实。我从未遇见这样的情况。

那又如何?经济学家如此针锋相对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还是以政府赤字问题为例。你要预测长期利率,假如你相信第一阵营,你会担忧未来的通胀,于是你就会卖出长期国债。其结果是国债价格下跌、利率上升。这样你就把第一个阵营的担忧化为了现实;而假如你相信第二个阵营的说法,你会欣然买入长期国债,使政府得以在利率没有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大把花钱,从而促成经济复苏,这正是第二个阵营预料中巨额预算赤字将会产生的结果。

多数人并不确定哪一方的观点正确。他们犹豫不决。此刻,当到处都出现复苏萌芽时,他们相信认为存在通胀隐患的观点;而彼时,当萌芽枯萎时,他们就转而相信另一种观点。经济学家观点不一,市场参与者就失去了分析和判断形势的理论锚定。说到底,我们所有的预测都采用一种特定的经济模型来解读数据和预测其未来走向。各种迥然不同的模型的存在,使我们丧失了这种理论锚定,这种情形将加剧市场的波动。

这种冲突不仅关系到市场参与者,也关系到政策制定者。对于未来4年内,政府支出每增加1%,对美国实际GDP将产生多大的影响,两大经济学阵营的估计天差地别。第一个阵营认为,这一乘数介于0与1%之间,但更接近0,即支出每增加1%,GDP因此增加的百分比将远低于1%,增加的税收收入微不足道。因此,预算赤字将会激增,变得不可维系。

第二个阵营则预计,在2012年底之前,政府支出每增加1%,所带来的GDP增幅将远大于1%。这正是各国政府所梦寐以求的,因为这样的乘数效应可能导致税收收入增加,使得预算赤字下降。

经济学家的观点存在如此大的分歧,难怪政策制定者缺乏信心、摇摆不定。美国和法国等大力奉行第二阵营的观点,德国等其他国家则更为信赖第一阵营。虽然我个人认为,第二阵营是正确的,但我的意见无足轻重。关键在于,分析上述不和谐的声音,有助于解释政策制定者在同一场危机中,为何采取了不同的对策,以及他们达成协同行动为何如此困难。

当经济学的范围越扩越广,当我们有能力越来越广泛的吸纳数学、心理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精华,那么是不是可以期待,经济学会越来越接近现实了呢?宏观和微观分析之间的鸿沟,是不是有朝一日可以稍稍填平呢?每念及此,我都对凯恩斯这个伟大的先人又爱又恨。AD-AS,或许是最最缺乏微观视角的模型了吧?而它,为什么偏偏又那么有效呢?

此外,还有一篇颇值得一看的文章:创造者的品味

摘录一段引言:

我最近和一位在麻省理工教书的朋友聊天。他教的领域很热门,每年都会被那些毕业要读研究生的学生的申请给淹没掉。「他们大部分看起来挺聪明的,」他说。「但我不能确定他们是不是有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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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有感

对前辈的敬仰——凯恩斯《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读后感

学习经济学这么长时间,读了很多书,也在正规的科班好好的学习了很多方法论。但是总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框架中,会分析问题但是走不出来思考其缺陷和现实的冲突。这也是最为欠缺的地方——没有创新,只是重复劳动。虽然可以很功利的协议写论文之类的东西,但毕竟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怎么说都是难以接受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方法始终是方法,形式的完美解决不了问题的实质,数学只是一种最为严谨的逻辑推演方式而不是替代一切的真理表达。因而,沉迷于那么方法的形式完美中并没有很好的形成自己的思想,这是让我现在颇为头痛的一件事情。诚然,思想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沉淀,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忽略了思想的学习是我现在很急功近利的一个表现,不是一种好现象。

最近在忙碌的被动地应付考试中不断的试图沉淀自己的思维,用一系列经典的文献来调节心情,并主动地去思考和理解,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观点——其实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点形成的过程和问题的实质——这又有些可以归结为哲学问题的范畴了。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在不同的时间读会产生不同的启迪和思考。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今天看了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限于手头资料,读的是中文译本,虽然不知道有多少失真,但是读完了对于心里的震撼是非常大的。凯恩斯作为开创一代理论的经济学大家,其想法自然有独到之处。虽然现在很多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也在标榜自己的由经济道理的经济散文,但是相比于凯恩斯来说,尤其是从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思想深度来说,实在是不足一提——这有点是当代中国学术浮躁的反应。凯恩斯是一个经济学家,但他的思维远远不限于经济学领域,而是有很多对于社会、哲学、宗教等等领域的思考,其经济学家“悲天悯人”的天性自然的流露于字里行间。

一个人思想是不是深刻,不是简简单单的自我标榜和考虑到社会每个层次就可以的。在我看来,能不能关注到是一个层次,关注到之后怎么去分析和演绎又是另一个层次的事情了。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的需要是永无止境的。不过,人类的需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绝对的需要,即是说,不管周围的其他人境况如何,我们都会感到这种需要的存在;另一类是相对的需要,即是说,只有当这种需要的满足能够使我们凌驾于他人之上,产生一种优越感时,我们才会觉察到这种需要的存在。这第二类需要,即满足优越感的需要,也许才真正是不知餍足的,因为当一般的水平有了提高之后,这种需要也会水涨船高,不过,绝对的需要也许将很快达到,其实现的时间也许要比我们大家所意识到的还要早得多,而当这些需要得到了满足,那时我们就愿意把精力投放到非经济的目的上去。

…………因此,显而易见,我们是凭借我们的天性——包括我们所有的冲动和最深层的本能——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进化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问题得以解决,那么人们就将失去他们传统的生存目的。

……对那些为了每日的面包而辛勤劳动的人来说,闲暇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乐事;而当这种向往成为现实时,他们才发现原来是另一番滋味。

这段话在我们看来并不新鲜,或许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也不是什么独创。但是当你在这篇文章中看到这些文字,在被前面的思维所影响着的时候,突然间却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想这并不算得上什么写作的技巧,而是作者严谨的逻辑思维的体现。说理说得透彻,这才是一个经济学家最为难得的技能。其实单单这一段,已经超出了传统经济学分析的框架——或者说我们必须在原来的框架里面进行一些所谓的拓展——但是这却是很多经济学家恐慌的缘故,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害怕经济学基础的颠覆。正如科斯在经济学引入制度因素的伟大贡献,还有后来引入不确定性分析的贡献,经济学每每都经历了一次在外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痛苦”过程。这人为的延缓了经济学发展的进程,也是其现实解释力和预测能力颇有有限的诟病所在。

虽然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引入不同形式的效用函数来解释人们的行为,但事实是人们的行为真的能够用一个足以概括的函数来抽象描述吗?当然我不否认贝克尔和冯·诺依曼的伟大贡献,事实上我们一直在他们的伟大思想框架下耕耘着,他们给了我们一种认识这个世界的科学方方。只是我一直认为宏观经济学缺少一些真正的分析立足点,始终难以接受它把所有的社会现象视为同质化基础上的分析——虽然在统计学看来是很有道理的。我只是想知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我们究竟离社会发展的本事规律偏离了多远?还能走回正确的轨迹上吗?

凯恩斯想到了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也意识到了经济学现有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但是他所处的时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大萧条)赋予了他更为神圣的使命,而上帝并没有留给他更多的时间来完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每一门自然科学学科到最后,都是一种哲学层面上的思考。但是思想和感知有了之后,形成系统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还需要很多的时间和很多代人的努力。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的需要是永无止境的。不过,人类的需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绝对的需要,即是说,不管周围的其他人境况如何,我们都会感到这种需要的存在;另一类是相对的需要,即是说,只有当这种需要的满足能够使我们凌驾于他人之上,产生一种优越感时,我们才会觉察到这种需要的存在。这第二类需要,即满足优越感的需要,也许才真正是不知餍足的,因为当一般的水平有了提高之后,这种需要也会水涨船高,不过,绝对的需要也许将很快达到,其实现的时间也许要比我们大家所意识到的还要早得多,而当这些需要得到了满足,那时我们就愿意把精力投放到非经济的目的上去。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一旦形成,又会很好的指导实践。

马克思一语道出了理论的实质。虽然我不欣赏现在大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方法,但是实质上马克思哲学原理可以很深的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他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在目前看来是一种颇为客观和使用的对待这个世界的方法。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哲学并不是背背书就能够学好的,是要随着个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加深而形成的。况且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思想家,也不需要所有人都有哲学领悟。如同“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物理学家“一样。

诚如题目所指的,读完凯恩斯的文章,在被他的思想深深震撼后,对于他的印象决不仅仅是“政府干预经济”理论提出的意义了。有的时候我们说历史很重要,因为历史给了我们一个看问题的依据——以史为鉴。这里想说的是,理论本身并不重要,结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伴随着它的假设在一个理想的框架内如何分析,怎么在现实生活中拓展应用,然而最后是,他的思想到底应该如何发展下去?我承认,我的思想越来越多的被不同的“大家”影响着,或许暂时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需要时间来沉淀,需要实践来印证,需要经历去感知。我想后面的,正是我现在最为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