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湾区的时候，开始学习大家对于湾区的各个区域的通俗叫法——比如，南湾（south bay）、东湾（east bay）、半岛（peninsula)、北湾（north bay），然而对于旧金山大家却简单的称为“the city”。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抱怨南湾的农村生活，虽然很多人告诉我南湾的生活已经是不错的了——在上上周去LA转了一圈之前，我是不相信这句话的。
相比于旧金山、the city，三藩是我觉得目前最顺口的（中文）叫法。前段时间出去晃了一圈，在欧洲呆了一个月，因为醉心玩耍，所以就算手机有网络我在各种社交媒体上也显得过于安静。直到昨天好友发消息问我最近干嘛去了怎么无声无息的，我才意识到，哦，原来我已经安静了这么久了。可是真的没什么好晒的——想说话的人就在对面的时候，怎么会去看手机呢是不是？在欧洲和许许多多的旧友重逢，这是一种非常让人兴奋的感觉——假如没有这些朋友在欧洲，我对这次旅行的期望可能也就没有这么高了吧。
相比于欧洲的古典城市，三藩还是一个年轻的多的城市。但是相比于过于现代化的上海，三藩又略显历史的痕迹。三藩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过多的依赖IT行业。据说在三藩的酒吧里面，你会遇见的除了码农就是跟码农相关的企业的从业人员。而以前三藩是金融城，也是艺术家的乐园。码农和科技新贵们用金钱入侵着这座曾经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或好或不好。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我也是入侵者——每当我在附近的老社区乱转看风景、碰到在维多利亚风格老房子里面住了好几十年的当地人的时候，我都有一种隐隐的羞耻感。曾经，我也是以“外来务工”的身份闯入上海，然后在跟上海老板谈笑风生的时候，他总会忍不住调侃一句“都是你们这些高学历的年轻人把上海房价推高了”。我既不愿承认也不愿否认。然后我从上海的外来务工转成了湾区的外来务工。
immigration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当劳动者为了一些什么不远千万里搬家的时候，一定是新的地方有一些吸引移民的地方。外来务工总是困难的——不仅仅是语言和环境的陌生，更多是对一个新的社会规则的不熟悉。这又是每一个移民的共同问题，不论是靠脑力还是靠体力劳动谋得一个饭碗的。或许脑力工作者被本地人抱怨的会少一点——他们或许衣着靓丽，或许文质彬彬，或许深入简出，反正基本就是安静的在城市找一个角落生存着，但是他们和体力劳动者在某一个角度上是一样的——以更低的工资来换取了同样的工作。更低的工资不是指每一个具体的劳动者个体，而是整个劳动市场上由于供给的增加而降低了均衡价格。本地人可以抱怨体力劳动者抢了一些基本的工作——比如饭店服务员越来越多不会讲本地话，但其实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脑力劳动者——只是那些善于抱怨的人不跟他们直接接触更没有直接竞争，有竞争的人又已经没有时间来抱怨。
然而外来务工在某种程度上对本地人来说也是一个共赢的事情——很多产业的发展需要规模经济。如果某领域人才不足够多，那么剩下的人才也不足以支撑这个产业，从而两败俱伤。一个产业发展起来又总会带动相关产业——物流、餐饮、娱乐、住房、购物。这些都是可以预见并且多方受益的。毕竟经济是一个多方互动，谁也难以再回归原始的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人口增长永远是区域经济增长最明显且稳健的标志。
这样想想，我作为外来务工者对于“入侵”的羞耻感便减少了几分。我会想积极的认识当地人，从而更多了解我居住的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我会走出家门（就算不是为了抓pokemon），尝试街角那些屹立多年不倒的咖啡馆和饭店，然后旁听当地人的聊天。很多朋友评论说我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西化——我不知道什么是西化，可能因为居住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所以我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本地化。但这好像又是我无论住在哪里都会潜移默化形成的，只是希望贴近本地生活。其实论人口构成，三藩很大的比例都是华裔——其实是一个非常亚洲化的城市。
人生或许会有许多不同的篇章，现在这一篇大概可称为“活在当下”吧。反正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也没有什么是安稳而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