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说在我刚开始接触经济学的时候，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那非熊彼特莫属。依稀记得大一的时候在一堆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中，猛然蹦出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之时，那气势磅礴的让人感动的哗啦哗啦的。自此，Schumpeter这个名字就一直深深的留在我的记忆中。只是到后面，越劳碌奔波于技术细节，越没有时间接触熊彼特，只是隐约的在周期理论中有所触碰。后来，受凯恩斯影响越来越深，而读凯恩斯难免听闻当时的争论，在诸多唱反调的摇旗呐喊者中，熊彼特自然是旗帜鲜明的让人过目难忘。
前几日流连于书店，忍不住就抱回来一本《熊彼特》，同一本商定好若干年后送人的《秦观集》一起。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注意是谁写的，随手就牵回来了，而后一看是（瑞典）斯威德伯格，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相比于《凯恩斯传》，这本书真的是薄了很多。好在细细读下来，没有失望的感觉，客观的文字简单的陈述，几笔描画就把熊彼特当年的形象清晰的勾勒于纸上。
说来有趣，网上有人说熊彼特之于凯恩斯正如周瑜之于诸葛亮。他俩同为贵族学校出身、还都曾受教于马歇尔。同样关注宏观经济运行，差不多同时在写货币论，同样在自己国家的财政部担任过职务，又同样失意于政界，亦都曾在商海中翻船。看他俩的故事就让人感觉上天总是要给聪明的人造个对手，要不世界就不精彩了。当然，凯恩斯或许和熊彼特最大的不同就是凯恩斯年轻的时候有贵族青年之间的同性相吸倾向，而熊彼特则可谓花花公子。
好了，我总是这么八卦，别的记不住八卦总是忘不了。坦言，熊彼特之前我从未如此感受到“企业家精神”，这个可能稍稍和凯恩斯的“动物精神”有所区别，不过我感觉他俩所倡导的实质相差可能不多（虽然前者更侧重创新）。企业家精神融汇于经济运行之中，从而有了“创造性毁灭”。同样精彩的是由创新和技术衍生的经济周期理论，让人深刻的体会到“螺旋式上升”、或者更简单的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之感。经济增长到底是由技术驱动还是制度制约一直争论不休，不过熊彼特敏锐的提炼出来的“企业家精神”确实有非常强的现实解释力，其在管理学中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毕竟有德鲁克啊……不过其实迄今我还不曾了解管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到底是啥，这门学科实在是太面向实际了，难以抽象到一个点）。
暂罢，说一点稍稍偏题的事儿。最近一段时间（＞半年）有若干好友或明或暗的诉求“遍寻名师而不至”。但凡青年才俊，都多少有点卧龙当年隐居世外的“清高之气”，待价而沽。每每遇此，大多只能安慰一番，帮忙骂骂世道不公，抑或感叹一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实比较实际的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干嘛总是对老师的期望那么高，他又不是亲爹亲娘并没有义务手把手把你带大。尤其是现在，学问上名声高的不见得人也高，至少不见得他有时间精力用在你身上，总不能指望“耳濡目染”就“深得真传”吧。能学一点是一点，老师也是人，不是神，“则其善者而从之”不就完了。我总有一种特封建特迂腐的想法，老师年龄这么大坐在这个位子上，自然必有他的过人之处，所以万万不能轻视。当然，我这也算一种“美好的幻想”，觉得他们应该有过人之处而并不知道到底在哪里，可能至少社会阅历丰富的多吧。
不过，到这里我总是难免像怨妇似的感叹一声“都是扩招惹的祸”啊～扩招数量上来了，质量却下降的更厉害。当然我很能体会“把一群没学上的人扔到社会上会给当地警察局带来多么大的压力”，但是为什么不搞职业教育？我真不明白你折腾着千千万万的人学什么微积分线性代数有啥用，还不如给他们一个钳子把手告诉他们怎么修汽车来得实在。这年头不见得工程师就比高级技工日子好过。毕竟有调查说（来源忘记，见谅），“美国只有42%的人有智商学会高等数学”，虽然说华夏民族自古聪颖，我也不相信这个比例可以提高到现在大学的入学率。如果象牙塔还是当初那个人口密度，或许老师会稍稍有心情多教学生一点、多沟通一点吧。
回到熊彼特。我有点想不明白的就是熊彼特在政界混得很不如意的原因到底是他的个性只适合学界、还是经济理论和现实之见尚有不小的差距？有时候宁愿相信前者为主，毕竟从凯恩斯身上可能更多的体现为前者。而另一方面，熊彼特所言的创新精神，我想知道在现代的中国企业家中是否缺失？创新不等于专利，我有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很多企业乐于标榜每年创造了多少新的专利有点过于做表面文章了。当然，从生存压力的角度，我倒是很欣赏华为，不管他的成功到底有多少应该归结于技术创新，至少他的创新是提高社会福利的。我对印度的某些“闭关锁国”做法确实感到悲哀，当然他们考虑的可能不只是商业和社会福利这么简单。